6165.com金沙总站:华东政法大学研讨,收视率造假

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范玉吉表示,“收视率造假”并非影视行业的个例,类似的“水军刷流量”“影院幽灵场”等都是值得传媒与法律工作者关注的现象。期待未来可以就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,重塑我国视听调查与影视行业监管的相关制度与规范。

收视率造假问题并非新闻。早在2012年,电视剧《大祠堂》的出品人王建锋就曾在微博上公开举报收视率造假。

多位与会律师分别从民商法、竞争法、刑法等视角对“收视率造假”问题的法律规制及法律责任承担进行了分析。

2016年12月,浙江卫视电视剧《美人私房菜》因制作方未向幕后黑手购买收视率,从全国收视前5名直接跌至20名开外,创浙江卫视建台50年来最低收视纪录。该剧终因“超低”收视率从黄金时段下架。此举引发当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电视收视率造假的“黑势力”公开宣战。不过至今看来,收效有限。

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,华东政法大学举办了“电视节目收视率造假法律问题”研讨会。会议邀请来自国内影视行业、法律实务界、学术界的20余位资深专家、学者,围绕“收视率造假”行为的法律认定、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划分、监管部门的规制措施等问题展开讨论。

在郭簃看来,当务之急,既要呼吁司法的强力介入以增强惩罚力度,也要倡导构建多种数据调查模式并存的科学评价体系,根本还是要引导整个产业生态回到关注原创内容本身。文化精神产品最终仍是内容为王,原创产品质量才是其赖以维系的生命线。

有专家指出,“收视率造假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少法律规制,而在于规制措施的落实及法律责任的承担。也有业内人士指出,国内影视行业竞争“乱象”以及新媒体崛起对传统影视行业的冲击,呼吁加强相关立法进行规制。

调查发现,尽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签署禁止“对赌”公约,然而不少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仍“阳奉阴违”:制作方若不承诺收视率便拒绝购片。如此逼迫制作机构继续花钱购买收视率。而制作机构每部剧平均增加的两三千万元购买收视率成本,反过来又会转嫁到电视台。这种恶性循环使多数电视台也不堪重负。

电视节目收视率造假谁之责华东政法大学研讨“收视率造假”问题

早在2009年,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就颁布《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》,对样本抽取、数据采集、数据处理及使用等环节做出规定。这是在我国大规模开展收视率调查十几年后,由行业协会推出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。准则参考和借鉴国际通行《全球电视受众测量指南》,结合中国国情,对数据生产方提出应遵守的标准,也对数据使用方提出规范的要求。

此前,导演郭靖宇发微博称,国内某电视台强行要求其为他导演的电视剧《娘道》“购买收视率”,否则不予安排播出。该条微博的内容涉及国内一线卫视频道总监、知名艺人、相关导演、制片人,并揭露了每集高达近百万元的收视率“购买”费用以及庞大的相关利益链条与利益群体。

央视电视剧频道资深导演高赛向《工人日报》记者介绍,收视率如今已渗入电视领域各方面,不仅成为市场的晴雨表,也成为电视剧交易“依据”,且与从业人员业绩、收入、晋升和评比等直接挂钩,在电视业和从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因此,收视率造假将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。

王瑜

黑色产业链背后的巨额利益

为何收视率造假问题屡被爆出并遭受抨击,至今仍未彻底解决?业内人士表示,利益的驱动是首要问题。

多位业内人士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表示,按国际通行规则,收视率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而服务,并非电视节目优劣评价标准。但在我国,一些电视台为争取广告资源,开启收视率造假,之后愈演愈烈。当电视剧成为卫视黄金时段主打节目后,不少电视台强行要求在购剧合同中,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,签订所谓“对赌”协议,客观“引导”制作方购买收视率。

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指出,收视数据造假乱象,对数据的误用和滥用等做法,已严重影响收视率的信誉和电视剧市场健康。

直至今日,郭靖宇的“悲壮”控诉再次引发业内人士共鸣和支持。他揭露的内幕中,虚假收视率报价已飙升为单集人民币90万元。编剧李亚玲称,最近两年买收视率费用爆涨一倍,从每集50万元涨到100万元。

公益法律文化工作者姜宝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表示,针对收视率市场的法律规约和监管机制至今尚不健全,诉讼及问责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过高,惩罚成本过低,等等均导致违法违规接近“零风险”。

2015年,因不愿意参与收视率造假,光线传媒退出电视节目市场。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回忆称,“当时多档节目在央视等播出,停播所有节目之痛苦记忆犹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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